然而，马一浮虽然认为六艺即是六经，但在实际阐述中，却很少用六经之名，而更多的是用六艺之名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 我认为，这其中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： 一是六经名称着重于单纯指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这六种经典，而六艺名称则既可指这六种经典，也可含有以这六种经典为代表的知识系统及学科分类之意。
（耶律楚材：《弹广陵散终曰而成因赋诗五十韵序》，《文集》卷11,第243页） ⑤吕，谢方校点本为宫（参:《文集》，第M5页），《四库全书》本为吕，当以吕为是。?经过三年苦参，桶底脱落，大悟圆教，得万松印可，于是尽弃宿学、俯视佛祖： 当年嗜佛书，经论穷疏笺。
关于楚材臣侍元太祖一事，史家时有非议，其实楚材事元，非苟且偷安之举，而是有其历史洞见与人生追求为前提的自觉行为，而且可以说是直接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。尝游于京师士大夫间，皆服其髙妙。成吉思汗与楚材的相见，不是迎宾待客而是礼贤下士，因此很像一次考试:上谓公曰：‘辽与金为世仇，吾与汝已报之矣。楚材弹琴时，非常注意体会琴曲的意境，他对多首琴曲的意境都有描状:《高山》壮意气，《秋水》清心目。事实上也如此，元太祖二十年（1225)，他回忆过去曾向万松禅师请教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头陀禅糠禅的问题?，万松禅师向他出示《糠禅赋》一篇以表达自己的看法，他请求刊布而万松不许，结果他强为流通此赋，导致师尊长期受镑，他本人也深感后悔?;他对糠禅采取必欲灭之而后快的态度;他独尊古琴而大肆贬抑其他音乐艺术的做法。
? 楚材还特别说明，弹到《沉思》、《峻急》两篇，应一气呵成，而不应缓弹，以免节奏支离?。然而其见于设施者，十不能二三，而天下之人固已钧受其赐矣。程颐在《近思录》卷四《存养》中还说：动息节宣，以养生也。
为什麽仁者寿？宋儒邢昺的《论语注疏》在注释仁者寿时说:仁者寿者,言仁者少思寡欲,性常安静,故多寿考也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第七十八）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见於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， 原意是按照道义裁断国家事务，按照礼制约束管制人心。利用安身，义以方外，是为崇德之资。《听箴》曰：人有秉彝，本乎天性。
汉代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天地之仁》说：一国之君，其犹一体之心也：隐居深宫，若心之藏於胸。故曰‘交相养心志持守於中，意气不放纵於外，就是内外交相养。
相反，其他的养生之道都是妖道，不能实现长寿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违背常理。‘无暴其气者，无所纵於外。如果大家脚踏实地按照这样做，就可以习与性成，圣贤同归。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
现代新儒家把这看成是儒家德性修养与西方伦理学迥然不同的特性：德性能透过身体之内部而表现出来，则德性兼能润泽人之自然身体之生命，此之所谓‘德润身‘心广体胖。忿怒时不懂得克制自己，意气用事。孔颖达疏：‘心广体胖者，言内心宽广，则外体胖大，言为之於中，必形见於外也。饮食关乎我们的身体，需调养。
欲动其内,必饬其外,所以导天下而生其心也。《孔子家语·五仪解》载：哀公问於孔子曰：‘智者寿乎?仁者寿乎?孔子对曰：‘然，人有三死，而非其命也，行己自取也。
岂非养人？这就对程颐的四养进行了充分发挥。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‘意。
德之行五和谓之德，四行和谓之善。（《近思录》卷四《存养》）持其志，无暴其气见於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，志即心志，气即意气。西汉大儒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?循天之道》中说：仁人之所以多寿者，外无贪而内清净，心和平而不失中正，取天地之美，以养其身，是其且多且治。两者各致其功，而无所偏废焉，则志正气自完，气完志益正。精义入神以致用也，利用安身以崇德也。心是整个身体思想、道德、意识的中心，决定人的仁贪、善恶、贤不肖。
礼形於内谓之德之行，不形於内谓之行。故咎征不至而休嘉集之，寿之术也。
也就是说，仁者既不伤害自己的身心，也不伤害他人他物。程颐认为孔子对颜回说的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看似讲礼，实际上是由中而应外，制外所以养中，是内外交养。
身体体现了心性，心性也性着了身体。仁是孔子心目中最高的道德理想，仁有一个写法——，首见於战国玺印文，新见於郭店楚简，从养生角度说明仁是身心一体的理想状态。
能以中和理天下者，其德大盛。反之，如果意气急猛，干扰心志，那人生之路就会颠蹶。智形於内谓之德之行，不形於内谓之行。司马光也说：《中庸》曰‘大徳者必得其寿，盖言君子动以中和为节，至於饮食起居，咸得其宜，则阴阳不能病，天地不能夭，虽不导引服饵，不失其寿也。
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焦循《孟子正义》解释的更透彻:心身皆人之体,爱心亦兼爱身，则养心亦兼养身，故先言人之所爱则养之，浑括身心而言。
利用安身，顺而利往，如《易》义以方外，乃为崇德之资，此正是内外交相养之道。尺蠖之屈以求信也，龙蛇之蛰以存身也。
朱熹《周易本义》:二者养德养身之切务。加上养形、养德、养人，都是养生，这为广义的养生。
物非意之用乎？（《答舒国用》，《全书》卷五）这就是说，作为身之主的心的本质属性是虚灵明觉，是良知，它表现出来的则是意，由意而进一步作用於物、事。大体、小体之分其实就是心、身之别。而佛、道除了坚持自己出世主义的宗教世界观外，还着重吸取了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，容纳儒家的忠孝、仁义等思想，以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。以‘气一则动志，志一则动气观之，则见交相为养之理矣。
在天地人一体构架下，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身与心、形与神、内与外、大与小、现象与本质、部分与整体始终不可割裂地融合为一有机体而存在、成长的。运动、休息、节制、发舒得到合理的调节，可以调节身心。
……凡意之所用，无有无物者：有是意即有是物，无是意即无是物矣。朱熹在修养论上注重内外交养,对内外交相养的修身方法有诸多讨论，强调修养过程应该内外双重向度并重。
《近思录》卷五《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》又载程颐说： 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，夫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四者身之用也，由乎中而应乎外，制於外所以养其中也。在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，心性论与身体论乃是一体的两面，没有无心性之身体，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。
